這些鏡頭對我來說，有一種莫名的觸動。三年饑荒過后不久，學校里突然出現一個新名詞，叫“階級路線”，同學們一個一個登記家庭出身，多年來一起上課一起瘋鬧一起上下學的同窗，突然每個人都有了一個標簽——工人，貧農，革命干部，革命軍人，地主，富農，舊官吏，舊軍醫，資本家，資方代理……它意味著你的來路，你與這個世界的關系。在革命語系中，這是決然不同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兩類人。還有一大批是職員，店員，小商，獨立勞動者，小土地出租，城市平民……他們屬于第二等級。接著，有人成了共青團員，有人進入了團章學習小組，有人什么都不是并被要求與家庭劃清界限，朝夕相處的同窗**這樣突然進入了一種等級世界。

所有天真無邪無憂無慮都終結了。沒有人懷疑過這樣的一種做法，我們從小到大受到的所有教育，看過的革命電影、各種畫報圖片、唱的革命歌曲、讀的小人書、還有新近出現的階級教育展覽、憶苦思甜報告……都將這一切描述為至高無上的法則。紅色的后代要做好準備接革命的班，黑色的后代要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成為新人，非紅非黑的，要警惕滑向資產階級泥潭要向革命靠攏……這些話，校長書記政治老師輔導員天天都在嚴肅認真語重心長地說著。也沒有誰懷疑過這些說法。

1964年5月11日，我在自己的秘密小詩本上，寫下這樣一首詩，表達了我對自由與平等渴望：

《想 往》在這浩瀚的太空里，我想往著一個星體。那上面沒有疾病和瘟疫，那上面沒有霸主和奴隸，那上面沒有痛苦和死亡，那上面沒有屠殺和暴力，那上面沒有饑餓和貧困，那上面沒有戰爭和**。整個世界，都充著，自由，幸福，和平，健康的空氣！每個民族，——無論有祖國，沒祖國，大國的，小國的，都能自由在上面行走，因為整個星體，都屬于自己。他們也無須什么“國界線”來阻隔自己的友誼，因為全球所信仰的，**是他們共同的主義！

外面的生活依舊照常，用當年的歌詞來說：向前進，向前進，革命洪流不可阻擋！所有那些古典名著中外小說，那些馬思聰、圣桑，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的音樂，那些憂郁的、快樂的，陰暗的、苦難的、自由或壓抑的電影，都像暴風雨中的燕雀，蜷縮在心靈的巖縫中，沒有什么可以抗衡那美麗輝煌的革命神話，每一個稍有猶疑的少年，**都只會懷疑自己思想不夠健康，立場不夠堅定而陷于一種恐慌與自責之中。

中考之后的那個夏天，我把一切都丟到腦后，和幾個都有灰暗家庭背景的少年友人瘋玩。看電影，騎車，游泳，釣魚，在幾個沒有大人的家里聚餐，群宿，排練我們的小樂隊，《花兒與少年》《梁祝》《紫竹調》《瑤族舞曲》《新疆之春》……交換各種新舊書刊，分析越戰前景和中蘇關系，還實施了一次**終沒有完成的探險——步行野營環游東湖，**像儒勒·凡爾納小說中寫的那樣——第四天還是第五天我們打道回府，因為我們帶的糧票和米面饅頭告罄。回來的那天黃昏，我接到入學通知書，我考取了。

這個夏天，是我學生時代**的夏天，也是我少年時代**的夏天。

中新社北京11月10日電 (記者 歐陽開宇)“中方積極支持土方主辦一次成功的峰會，將同各成員國一道，推動峰會實現四方面目標。”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保東10日在北京談及中國**主席**即將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次會議時說。  這四方面目標分別是：一是顯示G20各成員將促進增長和**業作為核心任務，有信心、有能力帶領世界經濟實現新一輪增長。二是推動G20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從周期性政策向結構性政策轉型。三是致力于建設和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四是采取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力求為他國帶來正面外溢效應，實現

《條頓劍在行動》也早已忘掉。我知道，我在力圖擺脫它，**像我母親常常斥責的那樣，你這樣格格不入，遲早要出危險的。

像一根刺，扎進手指頭，斷在里面。天長日久，看起來它已經長好，但不經意間碰上它，又會隱隱作痛。我再一次想起《條頓劍在行動》是一年以后的夏天。

1966年6月以后，學校停課了。收音機里廣播了那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說了“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對于停課，我沒有絲毫的留戀。我厭惡了學校生活已經很久了。1965年秋天，我進入高中不久，寫了一首短詩：“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動/它想沖出/操場/教室/課本/那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樊籠”

是的，對于我來說，學校已經像修道院一樣沉悶、壓抑、虛偽。學雷鋒學王杰學歐陽海，學他們讀毛著做**的好戰士改造世界觀……大家看起來很真誠，但又都像做戲。

暴風雨來了。

像許多同學那樣，我也曾渴望革命，渴望一次大的社會變動。但是，我很快**發現，這一次的革命不屬于我，倒是我自己，可能成為革命的對象。我們學校**早揪出來的，是一位叫許簡的政治老師，除了教馬列主義**思想社會發展簡史，他還喜歡寫作，大多是那種隨感，雜談，人生格言一類，用**的話來說，是非常正能量的心靈雞湯，他還把這些文字打印成了一本小冊子。北京開始批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了，全國各地立即掀起大抓“三家村”風潮，武漢大學在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指示下很快**把以馬列主義理論家、黨的一大代表李達為首的“三家村”抓了出來。我們中學曾是武大附中，也迅疾跟上，一時沒能湊齊三個，許簡老師**當了“三家村”小爬蟲。我一邊參加批斗會，一邊想著自己的那些小詩，燒掉？還是留下？它們是我青春期**處的悸動，**陶醉的惆悵，我把它們藏好，藏到我自己幾乎都找不到了。我感謝我的固執與自愛，讓我留下了很多歷史的痕跡。

大街上，單位里，那些牛鬼蛇神們，胸襟縫上了白色布片，上面寫著“地主”“資本家”“封建把頭”“舊官吏”“流氓分子”等等字樣，比當初猶太人的六星符號更加觸目驚心。

**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條頓劍在行動》。我陷于深深的恐懼和惶惑，一樣嗎？不一樣嗎？這樣的一種聯想，折磨了我很長時間。

歷史常常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歷史每次又以嶄新的面目示人。

這一年10月過后，雷霆萬鈞般的鎮反加反右式的紅色恐怖突然轉向——運動的矛頭指向了黨內高層，指向了前幾個月還輕易地將“李達三家村”綁上祭壇的那些大員、直至夏天還在主持運動的共和國主席。

10月底，接到通知，我這樣的人也可以去北京大串聯了。而前幾個月在大街上隨意剪人頭發鉸人褲子甚至把人當街打死的那些老紅衛兵，一時間好像銷聲匿跡了。一場大戲，突然峰回路轉，往下如何演？這是那部《條頓劍在行動》沒有告訴我的。但是這樣的逆轉，于我來說是樂于見到的，這幾乎不需要理由。

**像暴力革命的偉大實踐者列寧所說：“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 初冬的北京依然是一片狂歡景象，不過這一次是真正的普羅大眾而不是紅色**的狂歡，看看北京滿大街的黑灰土藍大棉襖你**知道了，無數的平民和賤民的子弟們來了。許多人帶著一身的虱子來了，許多人又帶了一身的虱子回去。那也是一次虱子的全國大串聯，它們隨著寄主，去到了祖祖輩輩都沒有去過的一些地方。但我依然孤獨。

不久前整理舊照，看到了自己當年在天安門，民族宮，英雄紀念碑前的留影——那是一個華南工學院的大學生給我拍的，在大串聯接待站我們在同一張草墊子上睡覺。我看見當年的自己，臉色陰郁，穿著一身洗舊的學生藍裝，手里拿著那本紅寶書——那是當年不可或缺的通行證和**符。當年照相有一個標準姿勢，昂首挺胸，四指并攏，緊握紅寶書，貼著心口。我的手卻是下垂的，那本紅寶書不太顯眼地挨著褲縫。盡管在串聯日記中，我也用革命的語言記錄了我看到的景象，但是一個人的臉，還是會暴露他心的秘密英雄紀念碑的我看見當年的自己臉色陰郁、穿著一身喜酒的學生藍裝。

1974年，我讀到了《第三帝國的興亡》，知道了納粹德國的那一支為第三帝國的崛起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沖鋒隊，因其勢力的急劇膨脹，在數年之后的那個 **之夜”，他們的首領羅姆連同他手下的一百多名骨干，被希特勒和他的嫡系部隊黨衛軍一舉誘殺，沖鋒隊由此土崩瓦解。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千百萬曾投身歷史洪流的青少年，正在廣袤荒涼的山鄉邊陲，經受著肉體與精神雙重磨難。

半個世紀過去了，那根歷史之刺還在不時地扎痛我。因為無知，我們付出了太多的代價。